原标题：长沙最老小偷丨79岁，行窃60年，没存下1分钱陈振杰从不去想那些受害者，被偷的人在他意识里是与他无关的陌生人，“没愧，也不后悔。”他语气里没有一丝抱歉。文｜新京报记者刘
陈振杰站在和父母生活过的老屋前。新京报记者刘珍妮摄
原标题：长沙最老小偷丨79岁，行窃60年，没存下1分钱
陈振杰从不去想那些受害者，被偷的人在他意识里是与他无关的陌生人，“没愧，也不后悔。”他语气里没有一丝抱歉。
文｜新京报记者刘珍妮
►过去的经历，在陈振杰的嘴里，好像是别人的故事。
他会一直盯着你，观察你的表情，他的眼神大多数时间暗淡无光，但很少躲闪。
如果不是最近一次偷手机被警察控制，路人很难想象这个眼袋下垂的老人会是长沙市年龄最大的扒手——从19岁离家出走，盗窃生涯跨越了60年。
“如果生活没法保障，我可能还会（偷）。”对陈振杰来说，那就像跟随至今的烟瘾，“改不掉了”。
把偷看成一种职业，陈振杰大多数时间里独来独往，没有多高超的技巧，也从来不用镊子、刀片。
偷了一辈子，没攒下1分钱，因为肺结核病在街头呕血，他连160元的医药费都拿不出。
无妻无子，无家可归，虽然警方对他监视居住，但陈振杰的晚年早已陷入困境。
此时，控制他的公安，报道他的媒体，救助他的民政部门，都成了这个“老偷儿”想要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医院里，陈振杰大喊着，“我不想死在大街上。”
2001年1月，陈振杰在长沙行窃被抓。图片来自潇湘晨报
嫌疑人
一次没有反抗的抓捕
送走老人的几天里，张鹏晚上睡觉前都会想起陈振杰，“本该是儿孙满堂的人。”
这位刑警第一次看见陈振杰是在监控画面里，他不愿相信这个老人，就是他锁定的扒窃嫌疑人。
那是在今年3月19日的长沙市太平老街，老人紧跟在一个白衣女子身后。这是条特色古街，天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中心门前，排了长长的队。
老人也在人群中，右手拿着一把雨伞。白衣女子往前走一步，老人就跟着挪一步，上半身几乎与女子紧贴。
监控视频中，陈振杰（右下）紧贴一名白衣女子，准备行窃。
“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可能？”张鹏知道，这种动作符合扒手的一贯特征。
女子快走进检票闸机时，老人一步踏上台阶，用伞挡住了女子的右侧衣兜，一同挡住的还有他的手。随后从伞下掏出一部手机，迅速塞进自己兜里。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。”
从警10年，张鹏在长沙市坡子街派出所工作期间，抓过几百名扒手，帽檐没遮住的那圈花白头发，让他一眼就能记住这个老人。
抓捕过程一点都不费力。3月25日傍晚，还是太平老街附近，老人还在四处张望。张鹏和两名同事悄悄围上前，“你是不偷过别人手机？”
以前抓过的扒手大多会抵赖、反抗、逃跑，但眼前的老人一句没辩解，点了点头就跟他们走了，甚至都没用上手铐。
老人也跑不动了。他身份证1938年的出生日期让张鹏感慨，自己父亲不过60岁，“他都快是我爷爷辈的人了。”
在口供上签字时，陈振杰写的还是繁体字。
审讯室里，留给张鹏最深的印象是陈振杰的眼神，“没有一点紧张，很平静。”陈述偷盗经过时，老人说从19岁离家打流（当地方言：流浪），开始学偷。
张鹏说，陈振杰算得上是长沙最老的盗窃嫌疑人。
接下来的现实也让张鹏叹气。他们发现陈振杰一生无妻无子，户籍地安沙镇文家塅村老家里，老屋早已塌得只剩一堵墙。
流浪者
“抓小偷”的叫声几年难忘
或许是年老思归，最近几年，陈振杰回村里的频率高了。家里的老屋成了一片林地，旁边的竹笋长出2米多高，只有一堵爬满了深绿色苔藓的土坯墙能证明这里曾有人住过。
扒拉开树丛，眼睛盯着土墙，在老屋前站了10多分钟，老人的两颊微微颤抖。
站在老屋前，陈振杰的脸颊有点发抖。
有村里的后辈喊他陈二爹，村里人很少见他回来，也没人知道他在50公里外的长沙城里干啥，但有人记得他为什么离家出走。
文应龙和陈振杰从小一起玩到大，说起老邻居，他“哎”了一声，如果当初陈振杰的父亲真打他一顿，或许就能拦住他，“他爸看重他，给他取的名字里都有个‘杰’字，希望他成为‘人杰’。”
陈振杰19岁那年，父亲出门干木工活，临走让他天黑前翻翻家里的红薯地，他懒得翻。回来见父亲要打他，出门便往村外跑。
一赌气跑到长沙市区，他在湘江边的轮渡口干起推车的营生，推一车货5分钱。一天能赚5毛钱，“只够喝个甜酒。”晚上他睡在轮渡边的桥洞下，洞里都是“打流”的人。
流浪者里有人靠偷盗过活。钻窗入室，偷衣服，顺毯子，再拿去换钱。陈振杰也开始加入。
夜里他给人望风，紧张得发抖，看见别人家里亮了灯，压着嗓子催同伙走，“干得多了，胆子就大了。”
第一次单独行窃，是偷衣服，他学别的小偷那样大方地溜达进巷子里，“心也砰砰跳。”瞅见一户人家没人，伸手将晾在绳子上的布衣抓走，塞在衣襟下扭头就往巷子外跑。一直跑到落脚的桥洞下才敢左右看。
本以为没人发现，但治安队抓住了收衣服的人问来路，他被供了出来。第二天陈振杰就被抓进了治安指挥部。
没几天，他就被放出来了。“原来偷衣服被抓了也没啥大不了。”
这辈子到底偷了多少次，陈振杰记不清了，但他对最害怕的那一次印象很深刻。
那是在公交车站，他把手伸进一个乘客的口袋，被旁边的人发现。一个女人“抓小偷”的大叫像刺一样扎进他脑子里，劳改的头几年都记得那声音，“尖尖的”。几个人一下围上来，他的脖子被人从背后捏住，文革时代，别着毛主席像章的人们挥着拳头，叫喊着把他扭送到军管会。
第一次被送进了劳改农场，军管会判了他7年刑，岳阳建兴农场，他翻土、种地，干他在家都不愿意干的农活。
自述里，60年中，陈振杰只记得他被劳改的其中3次，加起来有13年。其余的都记不清了。媒体的报道显示，他先后被劳改、劳教了8次。
在治疗肺结核的医院里，陈振杰每天帮病友登记伙食、送饭。
儿子
母亲死时他在劳改
改造期间，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的来信，信中说母亲去世了，棺材板是用他偷偷藏在家里的钱买的。
年轻的时候回村里，他只挑白天村里人干农活时，避开邻居和父母。一次回家，他悄悄把偷来的50块钱藏在柜子里，那时的50块钱，是城里人三个多月的收入。
“父亲在信里给我评了7分孝心。”陈振杰盯着眼前的茶杯，两颊发颤，沉默了很久。
父亲在他心里是个柔软的词，“父亲对我好，看重我。”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死于1982年，食道癌。
文应龙记得，陈振杰回家后就到队里的林场里干工。一天10个工分，别人干不满，他能拿满。他拿布包把队里分的两斤谷米裹紧，回家就给老爹熬粥。
“直到我父亲死后，我彻底没了牵挂，又去了长沙。”那年陈振杰44岁。
文应龙眼里，父亲的过世并没有给他带来悔改，“如果成个家，有个女人拴住他，可能又不一样了。”
陈振杰说他有过成家的机会，“小时候和村里一个妹陀（方言：女孩子）订过娃娃亲。”那姑娘个头不高，梳着两根麻花辫。
“我也喜欢她。”陈振杰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，他请姑娘吃饭，姑娘说她当上了老师，陈振杰不敢回话，以后再也没主动联系她，“我配不上人家。”
这之后，他彻底断了成家的念想。
陈振杰偷了60年，文应龙也没见他过上富贵日子。在长沙，他看见过陈振杰就睡在拆墙房屋的废墟里，地上积着一汪水，上面搭个木板就是床。他劝陈振杰别再打流了，“你老了怎么办？”
陈振杰低头看着脚面，说起自己的后悔事，“一没存到钱，二没成个家。”
在他心里，邻居比亲戚好。他说堂弟妹明知他住院，从没来看过他，“他们表面上挺好，心里应该瞧不上我。”
陈振杰会在饭点准时给医院食堂汇报订餐数，帮病友订饭。
老偷
从人人喊打到闲事莫管
渐渐地，他成了小偷里的老偷。
这辈子偷得最多的一次，6000块钱，在开往深圳的列车上，中途下车把皮夹子一扔，住30元一天的旅馆，吃几块钱一碗的米粉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对他来讲，这算是奢侈的生活。
没钱了就偷，有钱了就赌。不出5天，钱都输完。
偷窃和赌博是陈振杰的两个心瘾，“偷到了就是赢，被发现了就是输。”
他也曾被别人偷过。有一年八月初一，南岳衡山都是拜菩萨的游客，山下人挤人。他刚得手，挤出人群正准备数钱，发现衣兜被人割了个口子，“妈的，贼让贼偷了。”
回望这么多年，陈振杰的偷窃生涯和这个社会，都在慢慢发生着变化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人们兜里都没钱，他偷得最多的是粮票和布票；八九十年代是他“最风光”的时代，改革开放了，每人兜里都有了钞票，对小偷还没那么多防范，“那时风气好，可能大家眼里没那么多小偷”；2000年之后，大家都把钱存在银行卡和存折里，防范心理也强了，陈振杰更多地跑到火车站里寻找目标，甚至扒着火车一路偷过去，岳阳、杭州、嘉兴、武昌——穷家富路，他知道什么场所人们揣的钱多；2010年左右，火车票推行实名制，年过七旬的他连火车站也不好进了，只好转向公交车站和商场周边。
他从不用镊子和刀片，没有作案工具就不会被人轻易抓现行。他觉得，人们有钱了，胆子反倒越来越小了。“六七十年代，人们会喊‘抓小偷’，街上人人喊打；现在的人，只要自己没被偷，看见也不多事。”
一旦失手被事主发现，他一般不多说，把东西还给人家转身就走。
在他看来，偷窃不留证据，就不会被抓。“人证、物证都算。”
最近一次被抓，陈振杰说他根本没想跑，也跑不动了。和警察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他清楚地知道抓他一定有证据。
陈振杰从不去想那些受害者，被偷的人在他意识里是与他无关的陌生人，“没愧，也不后悔。”他语气里没有一丝抱歉，只是把偷窃当成了职业，“不偷没得活。”
70岁的时候，陈振杰开始力不从心，摸进人兜里的手，没那么快了。
碰上相熟的年轻扒手在街上晃荡，他劝他们别再偷。“我70岁了，被抓了看守所不收，你还小，抓住了要被关。”年轻的“同行”不屑，“你么得管（不要管）。”
他开始惧怕人们看他的眼神，以前不在乎、没看见的东西，在他老了以后开始变得敏感、清晰。
老了时，有一次摸人手机被发现，对方呵斥“这么大岁数了搞这个？”嫌弃的眼神和“这么大岁数”几个字，总提醒着他真的老了，“让熟人知道了笑话。”
年轻时的小偷陈振杰什么都不在乎，老了开始“怕人看不起”。
老人
最后一根稻草
吐血扑倒于街头，如今比被警察抓住更让他害怕。
那是几年前的一个清晨，街上没什么人。他从棋牌室出门，咳倒在路边，血吐了一地。有人把他送进医院——肺结核的痼疾发作。
医院里没有血，输血要从别的地方调，调血的160元他都拿不出。
能求助的只有文应龙，老邻居赶来救了急，“不然我就死了。”
文应龙接济过他很多次，除了自小长大的情分，在他眼里，陈振杰偷不算大恶，“他从来不在村里偷，在村里口碑不错。”
他找回村里，文应龙跟着他把户口、身份证补齐，还帮他向村里申办了低保。
钱，对于现在的陈振杰来说比以往更重要，花过无数不属于自己的钱，但他存折上每月340元的低保谁也不许碰。
这成了他不愿意接受镇政府安排、住进镇上敬老院的原因，“住进去，340元都让他们取走，我一分钱得不着。”
由于身患肺结核，又年近8旬，这次被抓之后，警方对陈振杰处以监视居住半年的强制措施。4月初，陈振杰被送进了一家定点医院。
平时无事，陈振杰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溜达。
看有媒体扛着摄像机来了，陈振杰赶紧掏出身份证和红色的养老金存折，以此证明他年纪大，只有340元低保金，老无可依。“你们能不能给我解决居住问题？”他反复问。
一旦被问及最近被抓的事儿，他把身子往病床里一扭，“我不和你们说！”
医院里没人知道他的经历，“说出来影响我的声誉。”
而医院的主任认为，他不住敬老院是因为医院更自在，“有几次晚上查房他都不在，一问是出去打牌了。”医生觉得他可怜又可气，“医院毕竟不是救助站，他的结核病已经没有传染性，按理应该出院。”
医院的意见让陈振杰恐慌。他给报道记者和民警张鹏打电话，也多次找过安沙镇政府社会事务办主任廖交林。
去年年底，廖交林第一次见到陈振杰，他拎着被褥找到了她办公室。镇里已经专门给了他一笔临时救济金，三个月1000元。
她心里一直记着这个老人，今年低保金从340元涨到715元，廖立马给老人去了电话。敬老院他不住，廖交林为他想了两个办法，“让村里给他修房子，或者我们政府购买服务照顾他。”
很多有交集的人都对他抱有善意。村民老文看了电视，才知道陈振杰偷东西被抓了。“那也不打紧，让他回来，村里给他修房子，老了，在外面怎么活？”
文应龙甚至想帮他租间房子，大伙一起照看他。
陈振杰愿意回村里，那里有父亲的坟，有文应龙这个朋友，“只要有地方住，我就不出去了，我不想死在大街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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